玛莉佛芮崔克森

（二）有健全的节目安全传播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但是，政府一旦成立，除了通过宪法加以限制外，公民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控制。税宪法关系反映的国家与人民根据契约进行的交易。

而税公平原则作为税（宪）法原则，它是法的组成部分，对税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有时甚至能被直接运用作为判案的法律依据，它是法，具有法律效力，立法、执法、司法的各环节都应遵循且不得违反，违反税公平原则的税法规则不具有法律效力。当相关主体符合税用法规定的条件时，税款拨付机关就必须严格按照税用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支出税款，既没有不支出税款的权力，也没有多支出或少支出税款的自由。都是为了规范国家税权，限制国家不得为非。应当制定税款使用责任法，规定税款管理和使用主体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不过，税法基本原则比税宪法原则更宽泛，有些原则可能是税法基本原则（如效率原则），但却不是税宪法原则。

但是征税不得超过纳税人的负担能力或超过国家经费需要。以宪法形式来规定税法定和税公平原则已成为各国解决税收税用问题的选择和趋势。条文较多，从第42条第49条主要是人体、死者遗体、器官的处理规则，其强调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规定了严格的执行程序（包括执行主体为两个以上医生、遗嘱形式等）。

此事一出，社会各界一片哗然。除《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对特殊群体人权进行特别规定外，还有《智力迟钝者权利宣言》、《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儿童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艾滋病患者权利宣言》、《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它残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等专门保护特殊群体人权的公约或宣言。一种不当的教育、监管方式就有可能构成侵害儿童的人格尊严权，如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绿领巾事件。因此，通过类型化的思考，对人格权法中的特殊主体进行梳理，将之纳入人格权法的特殊保护，有利于实现人格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

植物人特别是永久性植物状态下，由于大脑皮质弥漫性死亡，其意识能力完全丧失，且几乎无法恢复，导致他们的主体身份是活者还是死者的矛盾。这种不同身份不仅是社会和群体得以构成和运行的需要，也是人的差异性和多元性所导致的结果。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4]张志铭：《法理思考的印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版，第454页。如在我国学者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和我国学者杨立新教授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格权法草案建议稿》都有一些特殊主体人格权之特殊保护的规定。第70条是关于被依法剥夺、限制自由的人的人身自由权的特殊规则。

（三）在其他人格利益中规定特殊主体的特有人格利益的保护人格权法中的其他人格利益保护规定的是未成为具体人格权而又需要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三是对于民事权利的保护，结合特殊主体的具体情况，规定特殊的保护方式。在婚姻自由权中，通常规定自然人享有婚姻自主权，有权自主决定与他人结婚和离婚。[22]再次，由于生理结构和心理特点的影响，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者往往无力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不仅规定具体人格权的法定类型，以防止权利泛化，还规定具体人格权的权能和规则，以防止权利滥用。特殊主体的人格权益之特殊保护正是立足于具体人格的视角，依据主体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的内在差异，对人格权法中的人格进行类型化的思考，这种思考扩展传统民法特殊主体的类型，关注现代科技发展对主体制度的冲击，不仅有效保护特殊主体的人格权，彰显人格权法的人文关怀，而且充实和丰富了人格权法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内容，更重要的是，人格权法中关于特殊主体人格权益之特殊保护的一般条款将为将来制定全面、系统保护特殊主体权益的特别法提供立法依据。

拉德布鲁赫认为，民法典并不考虑农民、手工业者、制造业者、企业家、劳动者等之间的区别。包括公众人物、具有恶性传染性疾病的病人、犯罪者等。

[14]特殊主体的观察视角不仅突破了私法对人理性化、抽象化的形象设计，返回到生活世界，重新发现了人类真实生存境况，而且也避免了对人的具体列举和个案考察。法律仅赋予他们区别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但他们的部分权益仍然受法律的保护，通常认为他们的人格利益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四、结语卡尔·拉伦茨认为：私法的第一个基本概念是作为‘权利主体的人，即权利的所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生理性弱势群体是由自身身体的缺陷、疾病、生理的脆弱和衰老、性别等自身不可克服的因素造成的。一般人格权是由法律采取高度概括的方式，而赋予公民和法人享有的以具有集合性特点的人格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由于这些利益是由其特殊人格决定的，因此，可以借助一般人格权的内涵来解读他们的特有利益。

一种权利要在立法上获得保障，必须具备三个环节的条件：①这种权利在法律上获得了确认。[8]参见齐延平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虽然我国也有关于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权益的特别保护法，但是涉及他们人格权益的保护并没有具体和足够的内容，无法彰显对特殊主体的人格权益的特殊保护。【摘要】在人格权立法之际，应当充分关注特殊主体及其人格权益的特殊保护。

人格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人格权法是人权保护立法的缩影。首先，由于传统意识和社会地位的影响，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者往往分别被视为男子、成年人、青年人、身体健康者的附属物，处于屈从的地位。

如连体人由于生理上的身体或器官的结合，导致他们的主体身份产生一人说还是两人说的困惑。第74条规定，十四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性承诺无效。1999年《澳门地区民法典》在第69条规定了人格权限制的总则性条款。也就是说，他们的人格具有公共性。

第二，特殊主体人格权益的特殊保护是实现人格权实质平等的必由途径，是彰显人格权法人文关怀精神的具体体现。[19]2011年8月底，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外籍妻子Kim在微博发出多张额头鼓包、耳朵流血的照片，李阳家暴事件浮出水面。

[10]张莉：特殊残障者法律人格的民法保护，《法学论坛》2011年第6期。各国民法典在修订中也十分关注对特殊主体的人格权益保护。

第305条规定了对妇女、老人、儿童、残疾人的特殊保护。因此，人格权法应顺应国际人权立法，同时结合我国人权的自身特点，改变以前单一的列举式立法模式，进而采取一般化和类型化的立法模式，最终使立法具有较大的伸缩性和现实性。

特殊保护规则人格平等是民法基本原则之一，但对特殊主体人格的特殊保护是实现民法实质正义、彰显民法人文关怀、追求民法慈爱和谐的表现。不仅仅要对弱势群体的人格权进行优先保护，同时要对公共型群体的人格权进行适当的限制。[25]杨立新教授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格权法草案建议稿》是在第二章生命健康身体权中规定未成年人的精神纯正权。之所以和其他残障者区别，作为单独的一个范畴来加以研究，是因为他们的主体身份具有混合的特性，这种混合对现行法律提出了挑战，构成了法律上的障碍。

[3]因此，近代民法所确立的权利能力平等、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等面临着危机，法律中人的形象开始转型，抽象人格向具体人格转变。特殊残障者概念的提出基于两个方面的基础。

因此，未来的人格权法不仅要补充特殊主体的类型规定，而且要补充特殊主体人格权益特殊保护的原则规定。需要强调的是，人格权法规定公共型主体人格权益的某些限制，实际上表明的是，除了法律规定的基于公共利益需要而做出的某些限制，他们享有与其他人同等的人格权保护，不能随意侵害或剥夺他们的人格权。

它不仅具有兜底条款的作用，而且为法官判断何种人格利益应当受法律保护提供了判断标准。[11]参见王利明：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和保护，《中州学刊》2005年第2期。